新紀錄運動徐星扛著攝像機在鏡頭后發問，他正在浙中農村拍攝一部關于“文革”的紀錄片。攝制組就他一個人，指哪拍哪，他的所見即是觀眾所見，鏡頭中透出他爬山時的喘息。這是一個獨立紀錄片導演的典型工作場景徐星之前是作家，公司宣傳片拍攝小說《無主題變奏》（1985年）奠定了他先鋒派文學先鋒的地位。獨立紀錄片和先鋒文學，從根子上都通向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民間先鋒藝術的小傳統。相對先鋒文學，獨立紀錄片起步稍晚，主要是受制于資金、迎接省第十次黨代會！器材、人員、場地等多種因素，個人力量無法調度這么多資源上世紀90年代末，得益于攝像技術向個體的滲透，徐星開始嘗試影像這種紀錄方式獨立紀錄片導演不像電影導演有明確的代際劃分，其源頭被公認地追溯為1991年底，吳文光、段錦川、蔣樾等早期的紀錄片人在導演張元位于北京西單家里的一次聚會，討論“獨立制作”的概念和含義——后被歸納為兩條：獨立操作、獨立思想80年代末90年代初，專題片向紀錄片的轉向，被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呂新雨稱為“新紀錄運動”。但是，這種說法并未得到普遍認可。同濟大學傳播與藝術學院副教授黎小鋒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采訪時認為，美國的直接電影、法國的真實電影兩個流派在中國的結合，美國大媽為何不跳廣場舞，促成了這種轉向。從此，中央電視臺制作的《絲綢之路》、《話說長江》、《話說運河》等鴻篇巨制的人文紀錄片，不再是紀錄片的唯一范式許多紀錄片人都以到新疆、西藏等邊遠地區拍紀錄片為理想，本能地、集體無意識地向世界“紀錄電影之父”弗拉哈迪致敬——弗拉哈迪的作品大都表現偏遠地域人類的生活狀態。季丹在西藏的一個村莊生活了一年，習近平訪塞波烏三國并出席上合峰會。完成了《老人們》和《貢布的幸福生活》兩部紀錄片；這方面的代表作還有諸如康建寧的《陰陽》、段錦川的《八廓南街16號》；吳文光的《流浪北京》、《四海為家》雖是都市背景，展示的仍是一種流移的生活形態1999年，徐星舉著一臺小機器拍兒子，這是他后來轉向拍紀錄片的第一推動力。“以前拍片要學很多電影術語，現在，字典給你內置在機器中了，中景、遠景、逆光、側光、推、拉，機器會引導你。”他對本刊記者說與上一個十年不同，公司宣傳片拍攝第二階段的獨立紀錄片的關注點，從天邊回到身邊，由深邃回歸日常。黎小鋒在校對妻子賈愷翻譯的40萬言《弗拉哈迪紀錄電影研究》一書時，頗受啟發，夫婦倆嘗試拍攝了《我最后的秘密》，解碼蘇州百步街上兩位老人的人性奧秘。這個階段的代表作還有杜海濱的《鐵路沿線》、楊荔鈉的《老頭》等等十年一變，幾乎成為中國獨立紀錄片前行的等分步伐。新世紀的第一個十年與第二個十年之交，一批更年輕的導演帶著挑戰姿態登場，觀念上不受前人影響，很多關于紀錄片乃至電影的概念在它面前變得岌岌可危。薛鑒羌的《火星綜合癥》、《我年輕的時候也打老虎》等后現代感十足的片名，影視視頻制作正是片子本身給人的感覺技術的進一步擴散、視頻網站、社交網絡等應用平臺的支撐，以及充滿了機遇又充滿了挑戰的轉型社會，讓黎小鋒預感到，中國紀錄片新的轉向業已啟動，我們正站在“新紀錄運動”第三次浪潮的開端。
